陶维全 艾新全
任白戈，大革命时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重庆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市市长、四川省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为重庆和四川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立志求学，投身革命
任白戈，又名任煜，1906年6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龙泉乡杨村沟。任白戈祖上三代皆为农民。父亲任知义弟兄三人，上有一姊，嫁罗家，务农兼营染房。伯伯叔叔均为雇农，无妻无后。母亲庞氏，生二子一女，任白戈居长。父亲除种一丁点田地外，还打饼子卖，并长途贩运菜油，赚几个脚力钱，勉强维持一家七口人（老母、妻及儿女）的生活。为养家活口，扁担压弯了他父亲的腰，病魔夺去了他母亲年轻的生命。
1912年任白戈入私塾读书。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不久因贫穷一度辍学改学裁缝。他亲眼目睹庄稼人吃不饱肚，读不起书，受苦受穷受煎熬；有钱人不种田不种地，却吃好、穿好、住好、耍好，还瞧不起乡下人。他深感这个社会太不合理、太不公道。
任白戈在私塾期间，发奋苦读，目的是争取跻身知识分子行列，借此提高社会地位，回报宗族对他的培养与期望；同时“改换门庭”，让父亲不再受鄙视（人们戏呼为“二油匠”），瞎祖母能吃上白米饭，弟妹能读上书，不当“睁眼瞎”。由于私塾教的是四书五经，提倡的是孔孟之道，所以他对政治不感兴趣。
1922年，任白戈就读于七宝寺高小。该校是国民小学，读的是《共和国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五四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和精神。他从《新国文》课文中读到歌颂伟大祖国5000年的文明史，说中国是世界上开化最早的文明古国，产生了民族自豪感。读历史课文《清朝外交失败史》时，他为国家感到羞耻，产生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子更有责”和“誓雪国耻”的责任感。他开始懂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下民不聊生和社会不公的根源，从而产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他还从阅读课外书籍中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渡倌甏允椤分形奶煜?、岳飞、苏武等民族英雄的献身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他。所以，他对《满江红》和《苏武牧羊》两首歌特别喜爱。每当星期天回到杨村沟家中，他总爱出门去找小同学任培钧等，教他们唱《苏武牧羊》，不少村童也围拢来，要求一起学。但任白戈对如何救国救民、改造社会，思想上是模糊的。临近毕业，同学们的热门话题是“我的志愿”。有的说，“我毕业后要考中学，考大学，求得深造”；有的说，“我想考军校，当个军官”……任白戈则说：“我也想深造，可惜家里太穷。我只有靠努力自学，提高自己，当个出色的教师，报效国家——最好是当个高级教师。这样，我就可以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栋梁之材，桃李满天下。这些学生撒到各行各业各军各界去，用他们的智慧、才干、本事为民众办好事，就可以起到强国富民、改造社会的作用。那么，也就算是我为国家尽了责任、效了命吧。”[1]
1924年春，任白戈考入南充中学，校长张澜是四川著名的仁人志士。他曾参与组织和领导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反对清政府将川汉铁路抵押给英、美、德、法等国的反帝斗争。张澜在南充实行地方自治，并借鉴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宗旨，在南充中学和端明女子中学实行“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聘请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张秀熟、袁诗尧、钟树良、李锡生、李鸣珂等到校授课。张澜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反对封建专制，主张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迷信，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宣传劳工神圣，鼓励体劳并用。他把南充中学办成了一所继承五四运动传统、发扬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新型学校。
任白戈一入校就当班长，不久又当上学生会的干事及副干事长。经过一段实践，他的眼界大开。他耳边常响起张校长及进步教员鼓励继承发扬五四运动革命精神的精彩讲话。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向导》、《先驱》等进步刊物，还有同学任启愤私下借给他的寄自法国的秘密报刊《赤光》。他开始懂得投身革命要担风险，很可能会给苦难的亲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但当他想到“忠孝不能两全”古训时，也就顾不得许多了。所以，他在开展学生运动中，工作很积极，表现出了一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才能。当时的干事长是 C·Y（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启愤，他把任白戈的表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1925年下半年的一天，任启愤受中国共产党员吴季蟠的委托，找任白戈谈话，说组织上打算吸收他入团，问他愿否？任白戈请任启愤为他阐明 C·Y的性质和任务。任启愤告诉他，C·Y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人的一个最革命的政治组织，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的长远任务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解放工农劳苦大众，解放全人类，当前的任务是向工人农民宣传国民革命……还讲了 C·Y内有铁的纪律，C·Y成员必须严格保守组织的一切机密，连父母妻子都不能透露等问题。任白戈略一思考，明确回答说：我非常愿意参加C·Y组织，一定做到严格遵守铁的纪律。履行人团手续后，任白戈成为一名 C·Y团员。
二、在大革命洪流中锻炼成长
1925年五卅运动中，南充中学掀起了革命新高潮。任白戈作为南充中学（含端明女中）学生会副干事长，和干事长任启愤配合默契，以学生会的名义起草了声讨帝国主义暴行，号召学生、工人及广人民众举行反帝示威活动的宣言，促进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开展。不久任启愤离校去报馆工作。任白戈在袁诗尧老师的指导下，发动两校同学利用寒暑假下乡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以及“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主张，鼓动民众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任白戈以学生会名义，在校内召开沉痛悼念孙中山先生的大会?；嵘霞蚪樗镏猩降纳剑惨胖?，号召全体同学继承孙中山遗志，投身国民革命的活动，激励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热忱。他还组织学生讲演团，到城乡各处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工人农民“国民革命”的思想觉悟，激发他们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志。
1925年下半年，任白戈奉命从事建立左派国民党党部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它的发展，以便把暮气很深的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民革命的进步政党。
当时，南方的国民革命形势日趋高涨，广州的国民党组织兴旺发达。但南充还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南充中学校内有国家主义派，力量较强大，而革命势力方面很单薄。为此，任白戈受领上述任务后，决定首先从抓发展国民党员人手。首先，他加强与进步同学的联系和思想交流。经过半年的努力，他发展王俊超、王义林、任元、杨楠、任兆奎等十余人加入国民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学校国民党（左派）区分部，团结校内进步学生在自己周围。校内国民党组织是公开的，积极开展关于国民革命和三大政策的宣传，还积极展开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争取了大批同学，使学校内的革命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并促进了南充县左派国民党县党部的成立。任白戈作为南充中学左派国民党的代表，出席了国民党县党部（左派）的成立大会，被选为左派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其后，他以南充国民党特别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担任了速记股主任。
在发展国民党的同时，任白戈加强了C·Y组织的自身建设，培养王俊超、王义林加入C·Y。由于有了三个团员，遂成立南充中学的C·Y小组，形成领导校内政治活动的领导核心。不久，又吸收校外的任伯芳加入C·Y组织。这些团员先后都转为正式的中共党员。
是年，任白戈被组织指定去做顺庆驻军秦汉三旅长的工作。秦汉三是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的部下，他的太太朱昌文，是重庆二女师毕业生，曾参加C·Y，后失掉关系，在南充端明女中附小当过教员。任白戈利用朱昌文这个关系，以及“南充县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较顺利地接近了秦汉三，成为他的座上客。他常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同秦汉三谈国民革命形势，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秦对国民革命逐渐有了认识，能尊重张澜，拥护地方自治，支持学生运动，约束部队不扰民，拥护国民革命和三大政策，政治表现相当不错。其后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发动驻防顺庆（南充）、合川、泸州的部队举行顺泸起义，秦汉三率部参加，比较坚定，被起义军总指挥刘伯承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四川第二路司令。
1926年南充工人运动有较大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吴玉章到来后，宣传“劳工神圣”口号，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登上政治舞台”，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任白戈从事工人运动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学校筹建平民夜校，吸收贫苦民众（及其子弟）入学，并常去夜校教文化课和音乐课，向学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国民革命思想，启发他们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二是发动和带领 C·Y向丝厂女工宣传劳工神圣，动员她们加入工会，关心和?；て渥陨淼娜ㄒ妗Ｔ诜⒍砍は蜃时炯壹娴刂髡靠饲谔只贡豢丝酃で亩氛?，取得了胜利。女工们对工资被资本家克扣，一直记在心里，就是不敢讨要。南充中学左派同学下到工厂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后，终于水到渠成，在1925年初夏的一天，工人们在厂里找到资本家湛克勤，把他围在坝子里，同他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湛克勤一则理屈词穷，二则没有任何外援，处于绝对孤立状态，他万般无奈，只好作出妥协，把早已独吞的钱又吐了出来。丝厂女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欢欣鼓舞，大大提高了她们拥护国民革命的觉悟。丝厂女工讨债斗争的胜利，经媒体报道，其影响波及全川北。工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群当牛做马的奴隶，工人阶级只要团结起来，就能形成一股力量，可以和资本家说理斗争和交涉问题。从此，川北地区的工人运动上了一个新台阶。
任白戈在南充中学学习期间，也不断同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国家主义派是由一些右翼的反动知识分子等人组成的一个反苏反共的群体。其头目之一的曾琦是四川人，所以国家主义派在四川有较大的影响。在南充中学校内，国家主义派也颇有势力。以C·Y为核心的左派学生决定在公开场合，狠揭猛批国家主义派的言行，为的是剥去他们的“爱国救国”伪装，暴露他们的反动本质，争取青年学生团结到C·Y的周围来。国家主义派恼羞成怒，彼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两派人常常争论得横眉怒目。任白戈在同国家主义派的辩论中，总的说来，抓了三条：一是揭批国家主义派同国民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口号相对立，罪恶的目的是要抵制和转移“反帝和反封建军阀”两大斗争目标。二是揭批国家主义派机关报《醒狮周报》的反动实质，指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说话、看问题，吹捧北洋军阀吴佩孚、段祺瑞是“擎天柱”，毁谤苏俄是“洪水猛兽”，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三是揭批《醒狮周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罪行，指出该报许多文章恣意攻击新文化运动，反对崇尚科学，反对民主精神，维护孔孟之道和封建礼教。任白戈的揭批使国家主义派难以招架，他被国家主义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次，学校中的国家主义派意欲篡夺学生会的领导权，横诬担任学生会干事长的任白戈“贪污”会费。他们纠集一批反动学生，排开管理经费的会计，对任白戈搞突然袭击。任白戈被团团围困在人群当中，有口难辩。当时虽有少数几个进步同学在场，也感到势单力薄。好打抱不平的罗瑞卿闻讯赶来，把桌子一拍，纵身跳到桌子上，放开嗓门，拍着胸脯说：“哪个要算账，找老子来算。算账应该先找会计，有理要讲理嘛，不许欺负人！”一看身材高大的罗瑞卿那副威风凛凛的样子，围攻任白戈的那些国家主义派分子软了手脚，只好一个一个溜走，从而解了任白戈之围。
1926年，任白戈在南充反动势力的压迫下难于立足。8月的一天，他经C·Y领导批准，持吴玉章亲笔签署的介绍名片，到了重庆的中法大学四川分校（简称中法大学）。中法大学是根据中共的建设需要，于1925年由吴玉章、杨闇公创办的。吴玉章和蔡元培、李石曾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们都是北京中法大学的校董，故用其名。学校生源十分特别。最初入学的是来自江北中学、二女师等被学校当局开除的一批闹学潮的进步学生（含青年团员），后来省内各地的进步学生闻风而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不少党团员未毕业，就被分配出去参加中共所交给的工作。
任白戈抵达重庆时的局势是：国民党左右派已各自建立起自己的省党部，两个省党部的对立和斗争十分尖锐。早在1926年初，杨闇公、吴玉章、童庸生、廖竹筠（廖苏华）等五名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四川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岷?，吴玉章留在广州，其他代表返川。为贯彻会议精神，杨闇公率领党团组织，大力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尽量把右派分子从国民党内清除出去，建立起四川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地址在莲花池。不久，被开除出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头子石青阳从广州返川，找了几个右派分子、军阀官僚，成立了一个国民党右派省党部，专门与莲花池左派省党部作对，地址设在总土地。
在杨闇公的直接领导下，“莲花池”这个公开合法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作为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有力地推动了省内学运、工运、农运、妇运等各项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兵运工作，加强了对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赢得了重大的胜利。如1926年“四二五凶殴案”[2]和“大梁子凶殴案”[3]。经过这两次斗争，国民党右派声名狼藉，从此不敢再利用流氓袍哥公开捣乱和打人，但零星的磨擦则一直未间断过。在与“总土地”国民党右派的两次重大斗争中，任白戈只赶上了“大梁子凶殴案”，那时他才到中法大学不几天。他为这次斗争的重大胜利而激动不已，深深地体会到民众力量的作用。
任白戈入校后，被编人高二班。他一边听课，一边继续做C·Y工作，不久被党组织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任白戈为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发现。杨闇公对这位比他小七八岁、朴实、富有朝气的青年很欣赏，有意识地培养他，给他压担子，使他在工作中受到锻炼。任白戈不久由组织分配到重庆 C·Y地委城郊部委（相当区委）任书记职务。城郊部委的中心工作是抓民众运动，尤其侧重农民运动。任白戈出身农民家庭，熟悉和了解农民的思想和要求。他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发动，促进了农民协会的发展，提高了农民反对团阀（民团）、军阀、恶霸地主的斗争勇气，提高了农民关心和参与国民革命的政治觉悟。任白戈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受到上级的好评。其后，组织上又选他进人团地委领导班子，但任干事会成员，负责宣传。与此同时，他还以中法大学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川东学生联合会，任常委，兼任重庆学生联合会副会长。
当时，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连战皆捷，歼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把国民革命推进到长江流域。面对这一大好形势，中共中央要求把工作中心转到掀起民众运动新高潮方面来。任白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同川东以及重庆学生联合会会长张锡畴一道，首先召开学联会、学生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他们大力宣传国民革命的大好形势，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宣传民众在北伐中所起的作用，号召广大群众用行动来积极拥护“打倒列强除军阀”，给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以一切帮助。经过宣传，使得国民革命、北伐战争、三大政策，成为街头巷尾、茶馆酒楼的热门话题，“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畅”的雄壮军歌，在城乡地区常?？梢蕴健?span lang="EN-US">1926年9月5日万县惨案发生后，任白戈作为川东和重庆学联会的骨干之一，积极贯彻中共中央《为万县惨案告民众书》的精神，遵照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的布置，发动学联会所有骨干及积极分子到学生中去，到民众中去，到驻军营地中去，动员他们参加“军民联合反英示威火炬大游行”。那次示威的队伍，约有十万人参加，声势浩大，群情激昂。示威者高举熊熊的火把，唱着战歌，高呼口号，踏着愤怒的脚步，奋勇前进，显示出四川广大民众的昂扬斗志和坚强力量。任白戈带领川东师范和重庆联中各校的示威游行队伍，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一路上发出“反对英帝国主义”及“报仇雪耻”的怒吼。
这时，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央发来的指示，加强了策动川军倒向国民政府的工作力度。地委派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等做川军中有进步倾向的将领的工作。与此同时，由“莲花池”省党部派出的两个工作组：一个由杨闇公、李筱亭等组成，直接做刘湘的工作。他们不失时机地向刘湘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和革命形势，促使刘湘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来拥护革命。另一组由漆树棻、李嘉仲等组成，做其他军阀的工作。他们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宣传孙中山的主张，劝说这些军阀与国民政府互通声气，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川军军阀们老奸巨猾，只通电“声讨吴佩孚’、“拥护国民革命”，实际上却按兵不动。直到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书记杨闇公，委员朱德、刘伯承），并在刘伯承策划与领导下，爆发顺（庆）泸（州）起义，打出国民革命的旗号，震动全川后，才打破四川军阀投机观望的局面。四川头号军阀刘湘，于 12月8日易帜，把“刘”字军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而当武汉国民政府给顺（庆）泸（州）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的番号，委任刘伯承为军长后，四川的其他军阀深感形势逼人。除最顽固的刘存厚外，其他都纷纷派出代表到“莲花池”省党部联系，要求加入国民革命的行列，并先后易帜。以杨闇公为核心的“莲花池”省党部，趁势派出共产党员和黄埔生到易帜部队中建立政治部，委以政治部主任，抓部队政治思想工作。随着军阀易帜，四川地方政府也改属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从而使狡黠异常的杨森不敢进攻武汉。四川和全国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上Ш镁安怀ぃ?span lang="EN-US">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之后，蒋介石一面与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一面把血手伸向四川，派戴弁、杨引之、向育仁等来四川进行反革命活动。同时密令刘湘在最近期间消灭四川的共产党势力。戴、杨、向等一到重庆，立即同刘湘勾结。不久，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南京群众集会庆祝。下关的英美军舰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借口护侨，公然于当天夜晚炮轰南京，造成千余居民死伤的大惨案。蒋介石不但不提出抗议，反而向帝国主义投降。重庆各界民众和全国各地一样，义愤填膺，强烈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反对蒋介石出卖革命。在这种形势下，杨闇公以“莲花池”省党部负责人的名义召集会议，决定：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炮轰南京；反对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支援北伐战争。重庆地区的反动势力则千方百计准备镇压重庆的革命行动，并策划对共产党下毒手。3月30日晚上，杨闇公从各方面的可靠人员中获得确切消息：重庆军阀和驻南岸的团阀头子曹燮阳、申文英等人要趁此机会，在群众大会上把共产党一网打尽。于是，他马上召集党团地委负责人冉钧、钟梦侠、刘成辉、蔡明钊、程志筠、程仲苍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对“明天的大会到底开还是不开”这个问题，大家都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但是如果不开，无异表示我们被反动势力震慑住了，而且失信于民，有损党的威信。由于大家对军阀的反革命性认识不足，以为反动派的打击目标是共产党，无非是要捉共产党人、杀共产党人，总不至于残酷镇压与会群众；更何况，即便要停止开会，避免损失，也来不及通知群众了。最后决定“会议按原计划进行”。于是，连夜布置了应变措施，如要各校童子军用木棍绳索设置警戒线，要工人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特别邀请倾向革命的川军将领黄慕颜、向时俊带着卫队去参加大会，并请他们二位上主席台。党团员也都以慷慨赴死的决心作了牺牲准备。如程志筠、程仲苍（分别任党团地委妇委书记）二人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装在衣兜里，准备牺牲后便于别人认辨尸体；任白戈也穿上杨闇公奖给他，而他一直舍不得穿的新皮鞋。
打枪坝是当时重庆城惟一的大坝子，是从清朝到民国的练兵场，三面峭壁和城墙，向外只有独路一条。3月31日早晨七八点钟，农会、工会、学生联合会、童子军、商会等各界群众团体开始列队进入会场，还有零散的爱国者塞满会场的空隙。只一个多小时的工夫，会场爆满，人数估计在两万以上。上午11时，当大会主席团宣布开会之际，会场人口处突然响起枪声，接着会场外围左右两侧也响起枪声，军阀队伍和团阀队伍早已混进会场，一边狂乱呼叫，一边用短棍、手枪等武器向赤手空拳的群众乱砍乱杀。步枪对准主席台射击，大会主席漆南薰当场被击倒，会场顿时大乱，许多人被打死，许多人受伤；到处是呼喊亲人的哭喊声和惨叫声。下午一点钟后，人群散完，纵目望去，广场上重重叠叠、横七竖八躺着许多学生、工人、农民的尸体，重伤员在呻吟，鲜血到处流淌，惨不忍睹！
当时，任白戈在主席台的一角做大会记录。敌人向主席台射击时，他赶紧跳下台，钻进人群，逃出会场，直奔城墙，奋力向城外的乱葬坟头跑去，随后待机渡过嘉陵江，到达江北，天黑才脱险跑回机关。三三一惨案后，重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三、受命于危难之际
1927年4月，任白戈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党团临时地委书记之职。三三一惨案前，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人为杨闇公、冉钧和钟梦侠，共青团地委领导人为刘成辉、蔡铭钊、任白戈。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冉钧在七星岗的蜈蚣岭巷遭军阀便衣队枪杀。杨闇公也于4月6日壮烈牺牲。而钟梦侠与刘成辉正急欲赴武汉找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临时党团遂于4月10日召开会议，决定由任白戈任临时党团地委书记，并指定詹正圣协助工作。任白戈顶着反革命大屠杀的血雨腥风，抓了三三一惨案的善后工作。他和詹正圣、黄中元一道，昼伏夜出，四处奔走，联系失散的党团员，带领他们一道查明革命群众和党团员受到伤害与损失的情况；找到地委机关的技术书记杨潮宗、团地委妇委书记程仲苍，以及川东师范、巴县中学、二女师等校的团支部书记，恢复了部分党团组织；按照中共中央通知，选派王义林、曾文昭、朱美芬、汪海若、程仲苍等十余名党团员去苏联学习（经费是中共中央通过聚兴诚银行汇来的）。任白戈完成善后工作任务后，即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刚刚转党不久的任白戈，在党组织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和大无畏精神，发挥了特殊作用。
1927年6月，任白戈曾有过一次涪陵之行。由于他在清理组织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四川地区除川西的成都和川南的宜宾尚存革命力量之外，川东地区还有涪陵一处革命据点，重庆的许多党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都已撤退到了涪陵。过去一直靠?！傲ǔ亍钡牡钡刈ぞ琢旃甓爸芪?，聚集着一批黄埔生。他们之中有的是郭汝栋的亲信和亲属，受到郭汝栋的重用；其中傅秉勋、胡成杰等都是共产党员。郭汝栋的兄弟郭汝瑰是靠?！傲ǔ亍弊笈晒竦车模敫?、胡二人关系很密切。郭部的政治部主任尹绍洲（共产党员），原本是“莲花池”派到他那儿去的。郭部政治部是在中共涪陵县委领导下组建的?；褂懈鲋匾榭?，即驻涪陵的九县联防司令李蔚如原本是熊克武的中将参谋长，是郭汝栋的老师，文武兼备，在川军中颇有威望。总之，涪陵的形势是比较好的。这时，任白戈认为有可能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联系全川革命力量，向刘湘及其刽子手王陵基、蓝文彬之流兴师问罪，讨还血债，李蔚如即可作为声讨刘湘“叛变国民革命”的领头人。为此他前往涪陵，察看情况?？墒堑彼酱锔⒘晔?，郭汝栋却投入刘湘怀抱，设计诱捕了李蔚如，并将其杀害于重庆黄桷垭。川东地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迫于形势，任白戈不得不离开涪陵，前往川西找刘愿庵。刘愿庵是中共成都特支书记，任白戈和刘比较熟，刘愿庵派他分管川西团地委的工作。
1927年8月，傅烈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四川负责党的领导工作。他首先建立起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撤销了四川党团临时地委。临时省委由傅烈、钟梦侠、刘愿庵等 11人组成，傅烈任书记，刘愿庵任秘书长。任白戈任临时省委秘书。
1928年1月，任白戈被调任江北县委书记。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各级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分的决定，同工人成分的县委组织部长李炳奎对调，改任县委组织部长。
同年3月，任白戈实事求是地推迟了邻水暴动计划的执行。当时邻水县委准备发动春荒暴动，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派任白戈以特派员身份去邻水领导党团组织，指挥暴动。临行前，省委给任白戈看了一本《暴动的艺术》的小册子，并介绍情况说，邻水有党团员十多人，多系大革命时期从重庆中法大学返回家乡的学生，领导力量较强，有农会会员数万人，还有少部分民团武装在我军掌握之中，总之，暴动条件已经成熟。并向任白戈交待了具体任务，还派了党员王义林和懂军事的黄埔学生任纯如协助他工作。任白戈一行三人抵达邻水后，先会见了县委书记陈俊山、团县委书记廖邦润，向他们传达了省委指示，接着共同研究了行动的方针、步骤。决定先分头下乡，到农民中去了解情况。任白戈到九龙场一带和农民促膝倾谈，了解到所谓“数万农民协会会员”是一年前的事，现在组织已经涣散，会员意志消沉，绝大多数没有发动暴动要求。经过具体分析，任白戈认为暴动时机尚未成熟，还需积极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故暴动需要推迟。如此重大的问题，当然必须报告省委，由省委定夺。然而，当时在党内已出现一种盲动思想和急躁情绪。如果建议推迟暴动，很可能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严重打击。如果不改变计划，则暴动失败势必给革命力量带来重大损失。对于是否将上述意见如实向陈俊山、廖邦润二人谈并报告省委，任白戈决心难下，他思前想后，终于从党性原则山发，抛掉利害得失，鼓起勇气，在碰头会上向陈、廖陈述己见，经过一番研究讨论，最后达成共识。任白戈遂向省委送出书面报告。省委派刘愿庵前来调查后，同意任白戈的建议，停止执行暴动计划，从而避免了邻水县革命力量的损失。
同年夏，曾同任白戈在工作上有过重大矛盾冲突、并结了怨恨的团省委书记彭兴道叛变。彭兴道要出卖组织、加害同志，首先就会轮到任白戈的头上。省委采取的防范措施之一，就是决定将任白戈调离江北县委。任白戈便偕同在省委工作的王义林，回到南充暂时隐蔽。这时原在成都工作的葛乔，和任白戈、王义林在南充碰面。任白戈一个堂兄弟任光俊，是成都大学的学生，思想进步，系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社的成员，也闻讯赶到南充，表示要参加实际革命活动，不想再读大学。任白戈和王义林、葛乔、任光俊一道商量今后的去向，一致确定到上海去。他们四人先到重庆向省委提出要求，征得刘愿庵的同意，便乘轮船到上海去了。
四、转战于上海、东京、延安和晋冀鲁豫
1928年11月，任白戈抵达上海后，通过关系，较顺利地落脚在招商公学。任白戈是经原中法大学四川分校教务长杨伯恺介绍，被赵铁樵接纳为招商公学的一名教员。1929年下半年，他与杨伯恺、陈子中、沙汀、葛乔等几位同乡，凑钱创办了“辛垦书店”。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翻译了《伊里奇辩证法》、《机械论与辩证唯物论》（出版时更书名为《机械论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人——机器》（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的名著）、苏联的《唯物论史》等。
1931年底至1932年寒假前，任白戈在山东曲阜第二师范教书。1933年上半年，任白戈在上海被捕。1934年出狱。后经沙汀介绍，加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先后任宣传部长和秘书长。1934年7月，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下，任白戈转战到东京。 1935年秋冬，任白戈奉命建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由任白戈、官亦民、杜鲁人三人组成“文总”干事会，任白戈任书记[4]。
1936年夏，国内文艺战线展开了一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大论战。任白戈当时在日本，并不知内情。由于受国内“文总”负责人的暗示，任白戈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是中共提出来的，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别有用心的人提出来的，是想用这个口号来与“国防文学”口号相对立，不利于文艺界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国内文艺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纷纷写文章批驳对方的口号，无形中形成两军对战。任白戈在东京奉周扬、田汉之命传达大论战情况及要求留日文艺界朋友就两个口号表态。任白戈也曾率先向郭沫若汇报，并请他先谈谈己见，结果，东京的文艺界从郭沫若起，一致赞成拥护“国防文学”口号。写文章的人也不少。郭沫若是冲锋陷阵的一个，他的文章《国防、污池、炼狱》是一口气写成，并于年、月、日旁风趣地注上“赤膊大战”四字，表示是冒着酷暑写成的。任白戈则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现阶段的文学问题》，一篇是《关于国防文学的几个问题》。任白戈之所以积极拥护“国防文学”口号，并非单纯地从组织观念出发，他也有自己的认识，一是根据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中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抗日联军的提法，认为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既然政府是“国防”的，文学自然也应是“国防”的。二是他觉得这个口号较为通俗，容易被理解，已为很多人听惯了，它有利于号召作家在“国防”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然，他的文章是有缺点的，但大方向是正确的。孰料“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鲁迅所主张，是他请胡风提出来的。任白戈批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客观上批到鲁迅先生头上去了。
1937年春，任白戈摆脱了日本东京警视厅的监视，在大公报记者于立忱（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姐姐）的掩护下，离开日本，到了上海。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任白戈获悉由上海去延安的道路已经开通，便偕李柯（系1936年在日本结婚的妻子）一道，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1937年9月，任白戈抵达延安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迅速写出关于《失掉关系和继续做革命工作》以及《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书面报告。不久，任白戈的组织问题顺利得到了解决。之后，任白戈先是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任教员，后被中央宣传部安排为战地服务团团长。1938年3月，任白戈被调到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工作，开始了军旅生活。他先后任政治教员、政治主任教员、政教科副科长、科长。1942年5月，任白戈被调离抗大总校，任抗大附属陆军中学校长，政委是陈鹤桥，副校长是梁俊亭。在陆军中学，任白戈、陈鹤桥、梁俊亭三位领导，尽管分工负责，工作各有侧重，但对付战争环境则是共同的任务。陆军中学毕竟是在战争中诞生，在战争中成长的，战争环境是该校的基本环境。每当陆军中学奉中央军委命令调动驻地时，任白戈同陈鹤桥等都要率领数以百计的学生行军和转移。在办学的四年中，陆军中学曾被调回陕甘宁，后又被调回晋冀鲁豫地区。在1943年回陕甘宁的征程中，任白戈在教员许志奋的协助下，率领第一梯队（全校共分三个梯队）从河北邢台出发，跨越特大暴风雪的绵山和险峻的沟壑，经常每天进行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急行军，甚至日行180里。他们绕武乡，转太岳，通过同蒲铁路等三道封锁线和敌占区，险渡黄河，抵延安，然后才到达指定地点陇东的上坪川，同先期到达的第二梯队和后期到达的第三梯队会师。在上坪川，太行、太岳、晋察冀三所陆军中学被整编为抗大七分校三大队，任白戈任大队长。随后，他积极带领学员为完成上级交给的开荒、生产、教育、训练等各项任务而努力工作。任白戈在行军中，“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尽管情况十分险恶，但他处变不惊，鼓励学员快速前进，直到全部安全越过封锁线。任白戈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逐步完成了从文化人、教育工作者向革命军人的转变。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任白戈在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部长。1948年1月底，中央军委下达组建华北兵团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决定从司政机关抽调部分干部，组成前线指挥所，并指示要政治部抽一名部长担任部队政治工作。任白戈考虑到自己虽身为大军区宣传部长，需要提高在战争环境中的工作水平，遂自告奋勇跟随徐司令员上前线，协助徐司令员搞政治工作。其后，任白戈担任了华北兵团、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此行，任白戈参加了解放临汾、晋中、太原三大战役的作战。
1949年9月，任白戈与胡耀邦一道，以十八兵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10月，他调离十八兵团，随陈锡联的三兵团进军大西南，于11月底到达重庆，回到了阔别22年的第二故乡。
五、重庆宣传文化战线的领导人
1949年底至1954年，任白戈任重庆市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兼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部长是民盟主席楚图南）。重庆是国民党蒋家王朝覆没前的陪都。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使各地的反革命分子逃窜西南，云集重庆。加上原来的地痞、流氓和帮会头目等，合计达数万人。国民党长期进行的反共宣传深深地影响着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重庆广大人民尽管为获得解放而一片欢腾，然而部分群众仍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疑虑。面对这种形势，必须加强时事政策宣传，揭露敌人的造谣破坏，安定民心，保证接管工作的进行，以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任白戈常和市委第一书记陈锡联、公安局长刘明辉等在一起分析敌情，确定对策。然后由陈锡联召开干部大会，任白戈作针对性强的大报告，以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与政策水平。任白戈又组织力量，向广大群众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揭穿敌人的欺骗宣传，使中共的政策与主张家喻户晓。陈锡联在《重庆解放与接管工作的回忆》一文中说：“宣传工作做得好，任白戈是有功劳的?！?span lang="EN-US">[5]
任白戈从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工作之日起，就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学习《社会发展简史》等理论书籍和毛泽东著作。他强调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建设。他大力抓理论阵地和理论队伍的建设。全市成立了学习指导委员会，市委第三书记曹荻秋为主任委员，任白戈为副主任委员。他和曹荻秋多次向全市干部作社会发展史的大报告，讲劳动创造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951年 3月，市委决定成立市委党校，任白戈兼任校长。接着，市委成立讲师团、市委中心学习组，先后由曹荻秋、任白戈负责。进城不久，市委宣传部即建立了学习指导员制度，抽调217名干部，经过专门训练，担任学习指导员。1952年10月，全市的专兼职理论教员和学习指导员、辅导员已达1000人，建立干部业余政治学校71所，有3．7万多人参加学习。
1950年7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需要发布一项关于重庆市委党的组织向群众公开的消息报道。报社总编辑高丽生约请任白戈撰写社论，那已是快吃晚饭的时候了，而任白戈当晚还有其他公务要办，时间十分紧迫。但他在难以推辞的情况下，毅然答应下来，只是要求报社在当晚十点钟以后，分批派人到他住所取稿。结果是任白戈边写稿，报社边取稿付排。就这样，一篇2300字的指导性的社论《公开党的组织，加强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在第二天早上与读者见面了。
任白戈对党的各项决议决定、指示指令、计划部署等，一向认真贯彻执行，并且力求把工作做好。1950年中共中央下发《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宣传网的决定》后，任白戈当即带领干部进行扎实细致的工作，包括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先进经验和印发典型材料，等等。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到1952年底，全市有98％的党支部建立了宣传网，发展宣传员1．8万多人、报告员 300人。全市的党支部通过宣传网，团结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宣传大军，在全市各条战线开展有声有色的宣传鼓动工作，迅速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与劳动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广大人民在重庆市委和市府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及统购统销等各项任务。
任白戈作为市委宣传部长，为重庆市的文艺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辛勤努力，使重庆文艺团体结硕果和出人才。任白戈从小爱看川戏，对川戏有深厚感情。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成功领导了川剧艺术的第一次改革，改掉了舞台上的嘈杂锣鼓和惹人生厌的沙哑的男声帮腔，以及低俗不健康的内容，使传统戏《柳荫记》、揪江》、《翠香记》等剧目的表演面目一新，在全国第一届戏曲汇报演出中获奖，川剧从此蜚声剧坛，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一次，川剧在北京演出后，艺术界的专家们在上台祝贺演出成功时说：“你们重庆戏剧界真幸福，有个白戈同志??！”任白戈对其他剧种及重庆各个文艺团体也关怀备至。
任白戈自己曾写过话剧剧本，他对重庆话剧的创作和演出，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当时重庆话剧团和市委宣传部机关毗邻而居，他经常到话剧团找编导、演员研究话剧的创作和演出问题。1951年，市委打算写一出以中国造的第一根钢轨在重钢诞生为背景、反映新中国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的话剧，任白戈亲自领导和组织了这出戏的剧本创作和演出。为研究和修改剧本，他有时和创作人员一起，苦战通宵。这出名为《四十年来的愿望》的话剧，1952年9月在重庆首次公演后，连续演出135场，引起很大轰动；1953年到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城市演出，反映也很强烈，并在参加全国第一届话剧汇演时，被评为全国优秀剧目，被誉为新中国话剧舞台上反映工人阶级斗争的成功之作。
在担任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主席期间，任白戈十分重视作家队伍的建设。他领导创办了《西南文艺》（后更名《红岩》）和《奔腾》文学月刊，以此作为培养专业创作力量的阵地。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红岩》，从酝酿写作、修改，到定稿、取名，任白戈都积极支持，并参与研究、指导。他还专门约请老作家沙汀，到重庆给予帮助。
六、主政十年
195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1年间，任白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书记、市长、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
对重庆这个老工业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任白戈着重关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认清重庆在四川和西南所处的地位，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常说，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从历史上看，主要靠“三江”，江津地区重庆扼要冲，兼有长江、嘉陵江之利，在经济上重庆居更重要的地位。世纪之初，军阀混战，当时谁占领重庆，谁就可以称雄四川。四川的发展离不开重庆，重庆的建设也要得到四川全省的支持。一定要从大局出发，尊重省里的领导。二是重庆的工业布局和生产建设，要依托长江、嘉陵江两江之利，千方百计地开拓市场。三是不能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定得太低，任白戈认为应向全国大城市平衡。他说：“别人算12元，我们只算8元，怎么行？打肿脸充胖子，这样的指导思想，总是把自己捆得很紧，实际上对发展不利?！?span lang="EN-US">[6]四是始终要抓紧抓好城市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注意开发两江之利，发展水运。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任白戈在一份名为《城市建设规划的原则》的手稿中，写了这样一些内容：1、坚决贯彻经济、实用、美观的方针。2、建设为生产服务。3、必须因地制宜，利用地形地貌建设梯级式的层叠结构，若干梯级的几层楼房重重叠叠，构成一个错落有致的整体。由于山城地基多为石底，房屋的面积宜向高空发展，留出一些平面空地进行绿化。4、充分发挥自然之胜，达到经济、适用、美观的要求。如利用沿江街道辟为滨江马路。临江一边尽可能敞开绿化，便于人群观赏江景。5、重庆是山城也是江城（水码头），应当大力做好交通建设的工作。水上运输应置于首要地位。有条件时，要兴建两江铁桥及地下铁道，做到交通便利，四通八达。1958年9月18日，任白戈在团市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讲话：“重庆的城市建设、环境绿化、居民住房和商业设施，都要精心设计，科学布局，体现山城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劳动人民的纯朴美学?！闭庖荒甑拇杭就换髦彩髟炝衷硕?，首先从较为脏乱的地区王家坡开始。任白戈和当地居民与市、区机关干部约1000人一道，参加绿化、美化、香化王家坡的劳动。他在种下两棵香樟以后，向群众发表讲话说，市委要求全市人民苦战三年，改变城市面貌；市郊山头山沟和城镇荒坡空地，都应栽花种树，建立绿点，变为小游园；通往机场、港口、车站、码头的公路，要变成林荫大道。城市绿化，既要讲艺术性，又要有思想性。应当认识绿化工作不仅可以调节气候，净化环境，美化市容，还能创造经济价值，好处说不完。希望全市人民踊跃参加植树，家家户户种花养花，把重庆建设成为一个到处有绿荫、到处有鲜花的香气扑鼻、凉爽宜人的大花园。
重庆既是一个工业城市，又是一个商贸重镇，财贸工作至关重要。1961年8月，任白戈在市委常委会上作检查时说：“这几年的问题之一，是破坏了价值法则，不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贸易公司不搞贸易了。五金、交电公司也取消了。商品只靠调拨、分配，怎么能运用价值法则？601厂的纸，成本过去为600元，现在 1000多元，实际售价600元，又怎么能进行再生产？”任白戈强调对财贸战线的工作要在“退”“放”二字上作文章。他认为商业部门的问题主要是统得过多，管得过死，说这是一种“绝症”。他还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大不合理小合理（社会生产无计划和企业生产的有计划），社会主义是大合理小不合理（国家有计划，企业计划不周，管理差），要克服统得过多、管得太死的毛病，所有制上要做一些退让。贯彻‘放’的精神，开放自由市场。放是为了活，要放松放活?！?span lang="EN-US">[7]为此，他曾在两路口中心商店作专题调查，研究商业管理体制调整、缩小管理范围、划出夫妻商店、减少基层单位等问题。
1962年11月19日，任白戈在市委常委会议上说：“园林建设要加强，园林局不能砍，还是要。编制可以少一点。思想上不要以为砍一个单位就是精简，而要看机构存在的功能和设置的必要性?！痹傲植棵诺暮枚嗤径冀玻厍焓幸恍┕暗目?、建设和发展，与任白戈的关爱和重视是分不开的。
1963年春，根据任白戈提出的“让黄桷树进城”的建议，沙坪坝花木苗场组建了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职工三结合实验小组，研究适合于城区气候、土质条件的树种。1963年9月6日，市委常委会审查市郊农业区划调整意见，任白戈在讲话中指出：“从今年起，就应拟订造林规划，交由各区区长作为首要任务抓紧抓好。市人委开会，要把植树造林作为专题部署下去，充分发挥以权力促绿化的作用?！蔽寺涫党鞘新袒墓婊徒ㄉ璐胧?，在任白戈倡导下，市政府率先成立了园林局。
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中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处于极困难的时期。为了渡过困难，压缩编制、精简机构是一条必须贯彻执行的重大措施。一谈到精简机构的时候，有些同志就把市园林局和美术学院的雕塑系（该系教师比学生还多）作为首选对象，主张砍掉。任白戈从执行城市建设和园林绿化的战略方针考虑，力排众议，终于把这两个单位保留下来。
1964年1月3日在市委常委会上，当财贸部门汇报当时商业系统的官僚主义表现时，任白戈说：“根子是习惯于按行政命令办事，不考虑经济规律。当前，按行政区划管理商业的体制，就是一种权力经济——按权力办事，商品卖不出去了，就用权力来推销?！被嵋樘致鄣街厍焐桃涤θ绾蜗蛳冉厍笆?，任白戈说：“重庆的华山玉、冠生园、留兰香、利农、日升桃片等名牌产品：都应保存下来，不能丢。店子小一点，也不要紧?！彼棺胖刂赋觯骸爸厍焯枪陌疤蛔⒁饬耍秸胖什?，颜色陈旧，不讨人喜爱。糖果包装纸的问题，应找美术学院、印制厂开个会，专门研究一下，切实加以改进。用纸一定要亮丽，颜色要鲜艳、清新，不要一包就搞成个大花脸，黑辘辘的，红扯扯的。要懂得审美心理，按美学原理改进设计。这个问题，我说过多少次了，请一定注意研究解决?！逼吒鲈轮螅丛?span lang="EN-US">1964年5月4日的市委常委会议上，任白戈又说：“今天上午，到文化俱乐部看了一下轻工工艺美术展览，很生气。觉得我们的轻工业产品设计总令人感到是污晦的，陈旧的，灰暗的，脏兮兮的。表明有些设计人员的世界观是灰暗的，陈旧的。他们不喜欢鲜明的，雪白的，而表现出一种没落、黄昏的意境，令人担心。重庆轻工业产品上不去，市场占有率低，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些企业的领导思想上抱残守缺，保守落后，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span>
1964年8月27日，中共重庆市委审议城市工作会议报告。任白戈在会上强调要把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矛盾揭示出来。他说：“照目前的情况，重庆的市场有限，产品流通面太窄，工业经济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他要求业务部门用数据作历史对比，讲清重庆发展和市场的关系，阐明投资重庆的经济效益高于省内某些地区的实绩。
重庆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规模大小和速度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管理，即所谓省市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任白戈一贯主张对省里的领导要绝对尊重、听从。但从有利全局（包括重庆）出发，市里有意见，也一定要如实反映，个人应无所顾忌。1964年8月初，中共西南局在贵阳召开全委会，参加会议的有云南、贵州、四川的省委、省政府以及西藏自治区的领导和中央、国务院所属计划、财政、经济建设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任白戈参加了会议。会议开了半个月，主要讨论战备、“四清”和三线建设问题。在与会过程中，任白戈深感有些人眼中无重庆，对重庆在战备和三线建设中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认识不足。他经一个晚上的思考和准备，在大会上以充分的数据和事实，作了语惊四座的发言。他说，沿海工业之所以集中，不外三个原因：一是炮舰政策；二是治外法权；三是资本输出。新中国建立已经15年了，这一状况为什么没有根本改变，就因为有些领导者对西部、内地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西部、内地，对有一定基础的城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让其发挥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重庆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又是西南的经济中心，还是一个水陆交通枢纽和重要港口。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本应作为国家建设、投资的重点?？上?，从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后，国家给重庆的投资逐年减少，建设和发展的步子日益趋缓。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投资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重庆只有两个，即507电厂和肉联厂，规模都很小。这不但影响重庆的建设，对四川省的发展也是不利的。他对当时四川省领导的某些决策不当，坦诚地提出了批评意见。任白戈的发言刚刚结束，四川的一个领导同志就拍着他的肩膀说：“白戈，你今天的发言，讲什么炮舰政策，颇有些出格呵！”任白戈说：“我讲四川忽视重庆的地位、建设和作用，实际上等于丢了川东一大片，终归对四川也不利。”列席会议的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认为，任白戈的讲话，符合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精神，触及到国家建设布局决策上的一个大问题，即如何发挥老工业基地和中心城市的作用问题[8]。尽管时值盛暑，号称火炉的重庆特别炎热，以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为首，国家计委、经委和财政、一机、五机等部领导参加的代表组，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就奔赴重庆作调查研究。随后作出以下决定：支持重庆改造重钢；将红古城（西南铝加工厂）摆在重庆的方案不变；加速川黔铁路建设，保证1965年2月通车。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提出建立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生产基地的方案，后经中央批准，付诸实现，使重庆在三线建设中挑重担，获得又一个大发展的机遇。1966年建成了嘉陵江大桥及向阳隧道，等等，大大方便了交通运输及人民生活。至于重点拓宽道路（车行道和人行道），改善路基路面，增设停车场等道路建设以及修建枇杷山公园、沙坪坝李家花园、上清寺及朝天门花坛，在道路两旁尽量栽种绿色植被等园林绿化美化工作，也都有大的发展；重庆的市容市貌大为改观。重庆市无论在经济、文化、工商业等方面的发展，在全国大城市中均名列前茅。
从1955年曹荻秋调上海工作之后，到1959年秋正式任命任白戈为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四年多时间里，四川省委第四书记阎红彦兼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但一直没有到位，任白戈以市委书记的身份主持重庆市的全面工作。孙先余在《忆白戈同志》一文中说：“他在书记处会议上、常委会议上，总是让同志们把话讲完，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然后再归纳汇总，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结论。遇有不同意见，在未取得一致时，就暂搁一下，不忙作出决定。如对一个干部的提拔上，我曾三次提出不同意见，他总是耐心的解释，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以下级服从上级的道理，同意保留自己的意见，对上级进行了反映。多年后发现了问题，他能够承担责任，是难能可贵的?！闭蛭伟赘曜鞣缑裰?，贯彻民主集中制卓有成效，在他主持重庆市全面工作期间，尽管党内曾出现过“左”的错误倾向，且在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以及后来不正常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复杂严峻形势下，中共重庆市委仍然能够保持上下级之间、常委之间的团结，从而为战胜人祸天灾造成的重重困难奠定了基础。
“人民来信来访，是群众送上门的调查研究?！比伟赘昃Ｓ谜庋痪浠疤嵝焉肀吖ぷ鞯耐尽？慈嗣窭葱?，是他经常注意的一项工作。即使休息时间，逛街，碰到来访者，他也乐于与之交谈。1959年7月1日，马家堡居民向重庆市委写匿名信，反映当地各商店卖一床蚊帐，要收两丈多布票。他们花十几个晚上走遍当地各商店买蚊烟，却一根也买不着，只得光着身子喂蚊虫。任白戈非常重视这封来信，当即在信笺上写了一篇长达千余字的批语，着重强调三点：一是群众要求供应一点蚊烟，本来是合理的、正当的，但却采取了写匿名信的方式，这是为什么？值得深思。其中原因很可能是存在着一种精神压力，即“只能谈生产，不能谈生活”的压力。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二是强调思想、生产和生活三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矛盾的统一，切不可割裂开来，作片面的理解。三是要各区、县和市及各部委、办、局领导同志认真阅读“马家堡居民”来信，采取有力措施，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重庆市委以任白戈的意见为批语，将来信以渝委（1959]337号文件发到市属各单位党委，并派专人到沙坪坝区督促供销社解决马家堡地区蚊烟、蚊帐和煤球等生活用品的供应问题。 196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任白戈到解放碑看市场，碰到市工商局下放到长寿县的一个上访干部，向他申诉定级和工资待遇问题，他在耐心听取之后，交由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七、高风亮节
对于“文化大革命”，正如任白戈自己所讲的“完全出乎意外，简直是横祸飞来”1966年6月7日，新华社播发《红旗》杂志批评“国防文学”的署名文章，在其注释中点了任白戈的名，从此他离开了重庆市的领导工作岗位?？际恰扒爰偌觳椤?，要他承认宣扬“国防文学”，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攻击鲁迅的错误。但文思敏捷、平时写文章倚马可待的任白戈，这次“请假”十多天，都写不出一个字的检查来。为了早日拿出检查，省、市领导决定，从大学、报社和机关抽调数名理论基础好、文字水平高的老同志和领导干部住进招待所，和任白戈一起查阅20世纪30年代两个文学口号争论的资料，帮助他提高认识，以便写出一篇像样的检查。但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任白戈还是停留在“低水平”认识上，说“国防文学”是党提出来的口号，写文章加以宣传，不好说是王明路线错误；还说他对鲁迅是尊敬的，在左联工作时，曾多次请求直接与鲁迅先生见面聆听指示，未得批准，还引以为憾；鲁迅逝世，他在东京组织追悼会，自己还写诗悼念，表达衷心崇敬鲁迅的真挚感情。任白戈不违心做虚假检讨，前来帮助他的同志也说服不了他，最后只好按报纸宣传的口径，为他拼凑了一个检查上报中央，希望《人民日报》予以发表，好让任白戈解脱。
任白戈外柔内刚，面对林彪、“四人帮”的高压，坚决顶住，从不弯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他被“停职检查”，天天受到逼供，要他承认是双料特务——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一次，他终于与“谈话人”闹翻了。那天晚上，他回到家中同他的老伴说：“我同他们闹翻了，我拍了桌子，严正地告诉他们：我不是什么特务，我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你们要给我戴‘特务’的帽子，休想！”[9]后来，他被扣押，完全失去了自由。1968年被押去北京后，受到多次非法审讯，一再要他为熟识的故旧提供“叛徒”、“特务”的“证明”。任白戈不管怎样受折磨，坚持不写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证明材料。
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残酷迫害，使任白戈变成一个浑身是严重慢性病的病号，被中组部“留京治病”，住在阜外医院。一些在京的老部下，常去探病。据刘备耕回忆：任白戈不多谈“牛棚”生涯，也不多谈自己的病情，他最为关心的是邓小平同志能否出来主持全局。他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数着高级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后说：“只有小平出来主政，才能稳定大局?！?/span>
1977年夏，任白戈开始恢复工作，任中共四川省委顾问，后调任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9月任中顾委委员。
1984年11月，中顾委西南西北组在重庆开会，任白戈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常黎夫、冯纪新、韦杰、天宝等?；岷?，任白戈亲自向中顾委常委起草报告会的情况。其中涉及到重庆的有以下几点：一是改革之举重在用人。说干部逐级爬台阶，人才不易选拔出来；在一些地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阻力不小，还出现了“吸收知识分子多了，会改变党的性质”的奇谈怪论。二是重庆作为第一个综合体改试点的大城市，举世瞩目，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建议将省有些部门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重庆，使其能够更有效地组织生产建设；对重庆地区港口、码头和车站等建设项目的安排，交通运输部门的运力与运量的平衡协调，中央应给重庆以更多的发言权，以便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三是有些该下放给重庆的企业尚未下放，有的下放了，上级有的部门又想上收，这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动向。四是重庆城市建设和公用设施欠账太多，这方面问题之严重，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最为突出。原因是重庆财政收入的63％都上交给省和中央了。建议给予重庆宽一点的优待，如超基数增长部分，建议实行倒三七分成，把超额收入的大部分留重庆，用于企业改造和城市建设，以充分发挥重庆这个中心城市的作用。
1979年至1986年的七年间，任白戈在处理大量公务、出席各种会议、接待各方来访者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党史、军史研究，四处搜集资料，用自己犀利的文笔，写回忆录或怀念烈士与战友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他除撰写大量回忆录外，还为徐懋庸、周文等作家的文集写序言14篇；为怀念杨闇公、徐向前、罗瑞卿、郭沫若等革命前辈写回忆文章17篇；每逢重大历史事件和节日，还为报刊题词、写文章16篇。十八兵团战史资料编写组的汤骏称任白戈是撰写回忆录的典范。他不但自己写，而且还指导帮助别人写。据汤骏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四年中，任白戈给十八兵团战史编写组作口头指导四次，书信20封，撰写文章五篇，其内容实际上成为编写十八兵团战史的要点和提纲。1986年春，任白戈撰写的《闇公同志革命的一生》在《红旗飘飘》第28期上发表。北京的老部下刘备耕读后深受感动，说：“作者通过2.5万字的篇幅，再现了一位共产党人为革命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和崇高品德，确实是当前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本。一位 80高龄的长辈，年老体衰的作者，始终热心于党的教育事业，恐怕这是他留给现代和后人的最后一篇作品了，多么宝贵的历史文献呵！”
1986年8月，任白戈因病与世长辞。
作者单位：艾新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陶维全 中共重庆市委政策研究室
[1] 根据任白戈于1984年向王振贤提供的补充录音整理。
[2] 1926年4月25日，国民党右派雇佣流氓袍哥打伤了“莲花池”省党部宣传队员和川东学生联合会会长兼重庆学生联合会会长张锡畴，引起社会公愤。杨闇公领导了这场同“总土地”的斗争，揭露其罪行，并向刘湘施加压力，右派不得不向“莲花池”省党部道歉。
[3] 1926年8月，国民党左派带着一部分学生在大梁子一带宣传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及民众对北伐军的热烈支援时，遭到国民党右派殴打。杨闇公以“莲花池”省党部负责人的身份，赶到刘湘的督办公署，当面向刘湘提出严重抗议。与此同时，数百名学生抬着被打伤的学生在街上游行示威，要求刘湘取缔“总土地”伪省党部。刘湘迫于形势，只好答应取缔，并在第二天派人去“总土地”摘下了国民党省党部的招牌。
[4] 据1981年任白戈填写的《干部履历表》抄件，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5] 陈锡联：《重庆解放与接管工作的回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重庆的接管》。
[6]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记录。
[7]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记录。
[8] 《任白戈自述》（录音整理稿），原件存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9] 任白戈夫人华逸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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